本文擬探討的是中國的民族主義與基督教的關係。不過，有關探討既不是對二者關係史的鋪陳與梳理，也不是對某種理論主張的系統闡述，而只是對一些問題的揭櫫和對一些理路的連綴。將要議論的主要問題有兩方面：民族、民族主義及其在中國的狀況；基督教在華傳播跟中國民族主義所發生的碰撞。然後以一點簡單的討論作為結語。
「民族」概念與中國人的「民族」概念的形成
古代漢語辭彙中有「民」有「族」，但沒有「民族」。在中國現代第一部較大規模的語文辭書《詞源》中，找不到「民族」一詞，這或可作為證據。1古漢語中，最接近當今「民族」一詞的恐怕是「族類」。《左傳》中有：「非我族類，其心必異。楚雖大，非吾族也，其肯字我乎？」（「字」意為「愛」）又有：「神不歆非類，民不祀非族。」2這?的「族類」有同宗同祖之義，祭祀時須各歸其宗，各祭其祖，不能亂來，否則神不會接受。不僅如此，同宗同祖也是相互溝通和信賴的基礎。如果熟悉中國的宗法制傳統，這一點不難理解。到19世紀末，「族類」概念演變為「種」、「類」概念。1895年，張之洞出版了著名的《勸學篇》，其內篇第四為「知類」，寫道：「西人分五大洲之民為五種：以歐羅巴洲人為白種，亞細亞洲人為黃種，西南兩印度人為棕色種，阿非利加洲人為黑種，美洲土人為紅種（……同種者性情相近，又加親厚焉）。」3這種理解淡化了「族類」概念的宗法色彩。不過，無論是《左傳》中的「族類」，還是《勸學篇》中的「種」、「類」，都跟今天所謂的「民族」有相當的距離。
現代漢語中的「民族」一詞所對應的是英語中的nation。這個概念直到20世紀初才被介紹到中國。一般英語詞典中對該詞的解釋是：居住在一個確定的領土範圍內，擁有相同的語言、傳統，為一個統一的政府所領導的人類群體。在這個意義上，nation又譯為「國家」，或者索性譯為「民族國家」。其與另外兩個也譯為「國家」的詞country和state的區別在於：nation側重於人類群體，country側重於土地區域，state側重於政府組織。當今最大的國際間組織「聯合國」就叫United Nations。nation意義上的「民族」或「民族國家」並不是從來就有的，而是在歐洲的特定歷史演化中逐步形成的。1648年由神聖羅馬帝國皇帝、德國其他諸侯、法國和瑞典等國簽定的《威斯特伐利亞和約》（Peace of Westphalia）確定了歐洲大陸各國的國界，確立了國際間大小國家平等和「在誰的邦，信誰的教」的原則，結束了自中世紀以來「一個教皇、一個皇帝」統治歐洲的局面，開創了歐洲近代國際關係，並為現代國際關係奠定了基礎，4並由此賦予了nation上述涵義。
在近代中西衝突之前，中國人並沒有把自己看成一個「民族」，把自己的國家看成一個「民族國家」。儒家歷來講求「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5政治家和學者的最高境界不是僅僅關注一個有限區域，僅僅為一群人打算，而是關注普天之下為所有的人謀求和平與幸福。所以，中國文人大多具有「以天下為己任」、「先天下之憂而憂，後天下之樂而樂」、「天下興亡，匹夫有責」的情懷。中國人的「族類」觀念和「華夷之辨」也是從屬於這種「天下」意識的。今天看來，古代中國人的「天下」概念就其所關涉到的地理事實而言無疑大有問題，但這種「天下」意識在價值理想上卻無論如何要高於歐洲近代以來的「民族」意識。
中國人改造自己的「天下」觀而接受西方人的「民族」觀，經歷了一個眾所周知的痛苦與屈辱的過程。從鴉片戰爭開始，歐美列強的堅船利炮，帶著廉價商品、科學技術、政治文化，持續衝擊中國，讓中國人逐漸知道了中國及其周邊區域不是天下，中國也不代表天下。日本和俄國兩大強鄰在19世紀至20世紀早期的侵淩欺奪更讓中國人明白了即使在地緣政治中自己也處於下風。日本在上世紀三十至四十年代對中國的全面侵略最終讓中國人有了徹底的「民族」覺悟，因為如果他們不在觀念和行動中將自己當作一個「民族」，他們就有可能從自己幾千年來所執著關懷的「天下」中被消滅掉。二戰以後的國際秩序是以「民族國家」為單位來建構的。每個「民族」都替自己考慮，然後再到United Nations中去互相討價還價。國際關係中普遍奉行的是「民族國家」利益至上的原則，中國式的「天下」情懷不再有實際擔承的法權主體。毛澤東時代的「國際主義」曾讓大陸的中國人或多或少找回了「天下責任」之感，但社會發展上的失敗又使這種感覺虛妄不實。近二十多年來，中國人採取了一種日益務實和謹慎的態度，切切實實地在方方面面把自己看成一個「民族」，並且向西方人逐漸學會了怎樣替自己打算的作風和方法。當今是一個全球化的時代，可同時又是近二百個「民族國家」「平起平坐」、各自為「政」的時代；中國是作為其中之一而捲入全球化的洪流中的。可以說，在自己五千年的文明史上，中國人從未像今天這樣不論在客觀上還是在主觀上都更是一個「民族」。
民族主義及其在中國的狀況
自從有了「民族國家」，凡事就都要問一個「是誰的」——是自己民族的，還是其他民族的？同樣一種商品，其他民族生產的就得加收關稅，自己民族生產的則免交此稅，據說是為了保護本民族的經濟利益。這種保護既非針對個人，也非針對家庭、社區或其他社會範疇，而是針對「民族國家」。類似做法不僅施行於經濟領域，而且普遍存在于政治和文化領域。從廣州到上海旅行不需要辦簽證，因為這是在一國範圍內，但到溫哥華就得辦簽證，因為這到了另一個國家。可見，對於一個具體的人、一件具體的物品或一樁具體的事情來說，他（它）身上所具有的「民族國家」的性質在今天是多麼的重要。有時，即使當事人自己想淡化自己身上的「民族」性，別人也不會放過這一點。一個美國人可能並不支援對伊拉克的戰爭，但伊拉克人的怒火照樣可能發洩到他身上，因為他身上貼了「美國」標簽。一個旅美的中國人可能恥于自己的國籍而儘量學得像美國人，然而人家照樣忘不了他是Chinese。這種情況下，將「民族國家」的重要性在觀念上明確加以強調，在實踐中有意加以突顯，就成了「民族主義」。
「民族主義」（nationalism，也許譯為「民族國家主義」更恰當）的詞典定義值得在這?引用一下：
「就其積極方面而言，它堅持一個民族的特性，這種特性是由那些典型地起源於一個民族的歷史、文化、語言和宗教的獨具特色的特徵構成的。民族主義強調民族的自決權和主權，並要求保存它的文化。民族主義者常常聲稱，民族的價值和利益，至少在危險和危機的時候，是壓倒其公民的個人權利的。公民被要求以對民族的忠誠和為民族集體的目標服務來顯示愛國主義。
就其消極方面而言，民族主義熱衷於對一個民族的道德、文化和政治價值的過度重視。對一個民族的自身利益的孤傲的關注，會導致在評價其他民族或自己國家中的少數民族的價值和利益時的盲目無知和好戰。從這種意義上講，民族主義與沙文主義幾乎難以區分。」6
在一個以「民族國家」為世界政治交往的基本單位的時代，「民族主義」是一種自然而然的意識形態與社會心理。強勢的「民族國家」要維護自己的既得利益，鞏固自己的現有地位，擴張自己的勢力範圍，需要「民族主義」；弱勢的「民族國家」要想免受欺侮、擺脫困境、奮發圖強，也需要「民族主義」。正如眼下美國人和伊拉克人都同樣需要「民族主義」一樣，而其他旁觀的「民族」也無不在暗暗繃緊自己的「民族主義」這根弦。面對那個超級「民族國家」為了本「民族」的利益和價值每隔幾年就要肆無忌憚地炸毀一個「民族國家」的嚴峻現實，哪個「民族國家」敢放下「民族主義」的旗幟呢？——哪個「民族國家」敢於超越本「民族」的利益而去主持國際公道呢？哪個「民族國家」敢於指望那種沒有擔保的國際公道而不是指望自己來保衛自己呢？
對於中國人來說，「民族主義」是他們在近代遭遇列強欺淩同時又受西方思想啟發的結果。儘管在中國古代歷史上也不斷有「族類」之爭，但這種衝突既不是近現代意義上的主權國家間的對抗，也不是包括經濟、政治、文化在內的社會整體的全面碰撞，因此其所激發出的類似「民族主義」的社會意識是極其有限的。中國人自覺的民族主義觀念產生於中日甲午戰爭之後的「保種、保國、保教」的時論中。張之洞將這三者的關係定位為「保種必先保教，保教必先保國」。7不過，這些觀念尚未置於「民族國家」的概念框架中來建構，即更多的只是意識到了自己的危機，而沒有瞭解到這種危機是一種特定的「民族國家」的時代處境所造成的。1902年《政藝通報》發表了確實的文章〈民族主義〉，其中「民族主義」被概括為「合一群，同道經、法律、風俗、文學美術，而組織一完美無缺之國家者也。」81903年，梁啟超撰文專門介紹了德國國際法著作家布倫奇利（J. K. Bluntschli，梁啟超譯為「伯倫知理」）的「民族」概念與國際關係理論，並對「民族」與「國民」、「民族」與「國家」的關係作了探討，還對中國應當實行「小民族主義」還是「大民族主義」提出了自己的主張。91922年，梁啟超在《中國歷史上民族之研究》中又進一步將「民族」與「種族」等概 念區分開來，並進而界定了「民族意識」、「中華民族」等概念。10孫中山的三民主義將「民 族主義」放在第一位。在 1905年的《〈民報〉發刊詞》中，「民族主義」的主旨在於「驅逐韃 虜，恢復中華」，所針對的是滿清統治。111924年，孫中山將「民族主義」重新解釋為對外反對帝國主義，「使中國民族得獨立自由於世界」；對內主張國內各民族的平等。12這應是中國民族主義思想成型的標誌。近半個多世紀以來，中國人更喜歡用「愛國主義」（patriotism）而非「民族主義」，至少說來，「民族主義」一詞不易跟馬克思列寧主義這種外來意識形態相整合。「愛國主義」和「社會主義」在當今中國已經被緊密聯繫起來，而「民族主義」則主要是新時期被翻新出來的一種學術語彙。馬克思列寧主義進入中國，客觀上模糊了中國民族主義的原有立場和價值。加上重開國門之後全球化浪潮的全方位衝擊，如今中國的民族主義，較之當初「保種、保國、保教」意義上的民族主義，已經相去甚遠，並且很難清楚界定了。儘管如此，面對西方強勢「民族國家」在經濟、政治、軍事、文化上的巨大壓力，中國的民族主義仍然活潑在中國人的心頭，仍然在起著激發熱情、凝聚人心、認同國家、維護民族尊嚴的作用。只要這個世界還是以「民族國家」為單元，只要這個世界還奉行弱肉強食的強權政治，作為發展中國家的中國就不可能放棄自己以幾代人的屈辱和犧牲為代價向西方人領教來的「民族主義」。
